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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州名由来:从罗州到化州

发表时间:2021-03-08 07:26:34  来源:化州信息网  浏览:次   【】【】【

化州,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化州地处广东西南部的鉴、罗、陵三江流域,是历史上地理区划州、路、府的名称。一千多年中由高兴县、罗州县、罗州、石龙县、石龙郡、南石州、辩州、勋州、陵水郡、化州路、化州府、化州,而在宋、元、明、清辖石龙、吴川、石城等县。


化州作为岭南古邑,具有1593年的建制史,是鉴江流域行政建制最早的地区,也是汉俚民族融合最早的地区。历史上的化州行政建置经过多次变迁,区域位置变化较大,造成了对化州历史分期研究的困难。然而,不管区域范围的扩大或是缩小,化州是独立的行政建置还是隶属于象郡、合浦郡、广州高凉郡、容管、庆远府、高州府、湛江地区、茂名市,而其地名的演变是有史可考、明辩清晰的。通过对化州地名沿革、演变的梳理,分清化州地名出现的顺序,可以从中了解化州地名得名的缘由,对于了解化州本地自然与社会的变迁、理清化州历史脉络、增强化州文化自信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化州历史沿革 化州在地理上虽然和中国连成一片,但在三王五帝之时,化州并未纳入中国的版图,属百越之地,被称之为“蛮夷之地”。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岭外,置南海、桂林、象郡,化州属象郡。至秦二世时,陈胜、吴广作乱,豪杰叛秦相立。秦已灭,赵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粤武王。化州在南粤武王赵佗治下的南越国又过了近一百年。 至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遂灭南越王赵佗,分置儋耳、珠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化州属交址刺史部。 西汉时期,化州属交址刺史部合浦郡高凉县。 东汉时期,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年)合浦郡分立高兴郡,高兴郡在化州境。灵帝建宁元年(168年)高兴郡为高凉郡,旋废,今化州境属交阯刺史部的高凉县。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改交州刺史部为交州,今化州境属交州的高凉县。建安十五年,分交州为交、广两州,今化州境属广州的高凉县。 三国时期,建安二十五年(230年)吴分汉高凉县立高凉郡,后又立高兴郡,俱属广州。 西晋时期,今化州境属高凉郡高凉县。 南北朝时期,南朝宋元嘉三年(426年),宋将檀道济在陵罗江口筑石城,置罗州县,属广州高凉郡。宋于今化州境复置高兴郡,旋废。齐再置高兴郡,郡治所在高兴县,属越州。郡辖地为化州南部及吴川、廉江全境。梁大同初置石龙郡、石龙县。又升罗州县为罗州,置刺史,领石龙、高兴二郡,辖境为化州、吴川、石城全境,现在的高州西南部及广西博白、陆川、北流接壤地带。州、郡治所均在今化州城东北旧城岭。陈沿梁制不变。 隋朝时期,开皇九年(589年)隋灭陈,废高兴、石龙二郡,以州统县。罗州领石龙、吴川、茂名三县。大业三年(607年)废高州、罗州、立高凉郡(郡治所在今阳江市区西三十里)。石龙县属高凉郡。 唐朝时期,武德五年(622年),复置罗州,治所在石龙(今化州城)领石龙、吴川、陵罗、龙化、罗辩、南河、石城、招义、灵绿、慈廉、罗肥等十一县,属岭南西道管经略使。武德六年,罗州徙治石城,另置南石州,治所在石龙,领石龙、陵罗、龙化、罗辨、慈廉、罗肥六县。此后,属县或省或并。贞观九年(635年)南石州更名辩州。据《新唐书》载:永徽后(650年),以广、桂、容、邕、安南府,皆隶广府都督统摄,谓之五府节度使,名岭南五管。辩州属容管(现容县)。天宝元年(742年)辩州更名陵水郡。乾元元年(758年)复称辩州。天祐元年(904年)朱全忠以“辨”和“汴”音近,表更名为勋州,后复名辩州。  五代十国时期.南汉,沿唐制,辩州领石龙、陵罗二县。  赵宋时期,开宝五年(972年)废罗州入辩州,以吴川来属,省陵罗入石龙,辨州领石龙、吴川两县。太平兴国五年(980年)辩州改称化州。此乃化州命名之始。乾道三年(1167年)析吴川为石城县,化州领石龙、吴川、石城三县,景炎三年(1278年)宋帝即位于硇洲,升硇洲为翔龙县,化州领石龙、吴川、石城、翔龙四县。北宋时期,化州属广南西路庆远府。 元朝时期,为化州路,领石龙、吴川、石城三县,属湖广行中书省。 大明时期,洪武元年(1368年),改化州路为化州府,属广东行省。洪武七年降化州府为州,并石龙县入化州,石龙县从此撤销。化州领吴川、石城二县。九年,化州降为县,属高州府。洪武十四年,县复改为州,仍领吴川、石城二县。化州上属府而又下辖县,地位在府、县之间。 大清时期,清沿明制,化州领吴川、石城二县,属高州府。 民国时期,化州改为化县。元年废府、州,县直属广东军政府。民国二年以后,化县先后属广东高雷道、南路行政区、高州善后区、南区绥靖公署、第七行政区督察专员公署。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1月2入成立化县人民政府初属高雷专区,以后属粤西行署、湛江专区、湛江地区。1958年11月化县与吴川县合并,改称化州县。1961年4月吴川县析出,仍称化州县。1983年撤湛江行政区,实行市管县,化州县属茂名市辖。1994年撤化州县为化州市仍属茂名市辖。

二、化州地名演变 地名是一种文化现象,他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化州地名的演变是随着其建置沿革而改变的。元嘉三年(426年)南朝宋将檀道济在陵罗江口筑石城置罗州县,属高凉郡,此为化州建制之始。 化州在历史上曾出现如下地名:高兴、罗州、石龙县、石龙郡、南石州、辩州、陵水郡、勋州、化州。罗州出现的时间比较早比较明确,延续的时间较长,从元嘉三年(426年)置罗州起,到武德六年(623年)移罗州至石城县,由罗州改南石州止,共197年。化州毫无疑问是沿用时间最长,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由辩州改化州一直沿用至今。

三、化州地名由来 化州,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由辩州改化州一直沿用至今,已有1039年。至于为什么把辩州改为化州?其根据是什么?《宋史》并没有详细的记载。化州老一辈文化、市志人的解释,是因州治所西南三里石龙岗有石龙胜迹,以龙能变化,故名化州。中国地名很大一部分是根据大山大河名称或者各种传说又或者名人来命名。石龙县从南朝梁开始命名,到明朝初取消,历时一千多年。据明末清初广东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载:“化州有石龙,其首蟠州廨之左,其尾注于江中,身多窍穴。每为风潮所激,则喷沙如雪,霏霏满空。有时鸣以一岁,鸣以二三岁,其声隐隐,与鹅鹳同。在上如石,在西如东,有探其尾于急湍之下者,皆得古钱,或为五铢,或为开元,或古或近,或全或缺,紫碧交错,清黄杂楦。其为数,歉不八九,盈不二十,虽百十人,各有所给。”从屈大均的《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关于石龙的记述,我们可知化州确有石龙的存在,其头部盘踞在州府的左面,尾部伸入罗江中,有时一年鸣叫一次,有时两三年鸣叫一次。与屈大均同一时代的化州人陈鉴在他的名篇《石龙赋》也有对石龙精彩的描述:“余产化州,家在城之北,地枕州治,厥下有石龙焉。其尾潜于江,首通于庭,不知几百丈。”由于年深日久,或人为或风沙兵燹,石龙遗址早已荡然无存。但是,单就“化”字而言,“化”既有变化的释义,也有教化、开化、文化的意思。化州在历史上地位显赫,是粤西地区汉俚融合最早的地区,也是鉴江流域行政建制最早的地区。此外,赵宋王朝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一个朝代,文人的地位很高,崇文之风盛行,化州在赵宋王朝开始改名化州,是否是因为化州是鉴江流域汉俚融合最早、汉文化最发达、民众最有教化而得名?这有待化州有识之士的进一步考证。

四、化州区位地理与化州地名 化州地名的由来及其演变历程实际上与化州的行政建置息息相关。行政建置的变动,本身就可以成为历史观察的一个角度和焦点。“在历史上,地方行政单位的变动,可以只是一种行政管理的考虑,也可以是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考虑。无论出于哪一种考虑,其实都隐含着一个历史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从地理位置变动的角度来看,也可以从本地经济地位发展的变化和周边地区的经济格局变化来看,可以是一个比较宏观的市场格局变动的反应,也可以从中看到在政治上国家怎样理解他的基层行政组织观念的变化,特别是一种行政空间观念的变化。”(1)从这个意义上看,化州在历史上行政建置上的变迁,实际上体现了中央王朝对地方管理的变化,亦体现中央王朝对地方管理政策的变动,从在化州地域设置守珠官始,再到从高凉郡分离出来,设置行政级别较高的罗州,再到吴川、石城(廉江)从化州分离出去,再到取消化州府归附高州府,背后体现出来的是人们在化州这片土地上活跃的结果,是化州地区不断得到开发的结果,“尤其是地名的变化,是人的行为叠加在这些地理空间上的结果”。(2) 化州地处粤西中部,东连广州,北靠广西,南朝南海,是连接广东广西的交通枢纽。明朝以前大部分时间归广西管辖。从岭南整个开发历程来看,岭南地区的开发基本上是以广州为中心,逐步向四周幅射。在此过程中,不管是广东还是广西,都属于中原王朝的边缘,尤其在古代,在边缘地区设置的行政单位并非意在将边远地区纳入管辖范围,而是将其作为交通意义上的线和点的概念。因此,对于处于帝国边远地区的化州来说,中央王朝不会直接在此设立和中原一样的出于辖区考虑的行政建置。化州在纳入中国版图后很长的时间内,只是设立一般的官员对化州这片土地进行管理,并没有建制。直到到南北朝刘宋王朝的建立,出于战略的考量,元嘉三年,由刘宋的开国功臣檀道济带领士兵在陵罗江口筑石城置罗州,才有建制。随着岭南地区的不断开发,加之冯冼家族在化州的苦心经营,化州的行政建制的地位也越来越高,先有罗州再有南石州、辩州陵水郡、广南西路庆远府化州、湖广中书省化州路、广东省化州府、广东省高州府化州。 化州府被取消,取而代之由高州府管辖,就体现出明朝闭关自守而内敛不思进取的思想,也是区位地理影响的结果。


参考资料: 《汉书》《后汉书》《宋书》《南史》《北史》 《隋书》 《新唐书》 《旧唐书》《宋史》 《明史》 (1) 刘志伟:《从建置沿革东莞的地理区位优势》(2)东莞政协、暨南大学历史系《明清时期珠江三角洲区域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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